林义相:从理论适用性出发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上)


  • 来源:中国证券报    日期: 2009-08-04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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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年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我们对于开放的中国经济(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对外开放)以及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经常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寻找一些研究方法,有时候也直接借用一些结论。这样的研究很有价值,但远远不够。我觉得有必要有意识地探讨,研究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的一些经济学理论问题,特别是经济研究的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研究的适用性问题。本文的目的是不就目前的经济形势论经济,也不就目前的股票市场论股市,而是要从表面上看起来离现实比较远的角度,即经济理论研究适用性的角度来探讨哪些经济问题,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应当运用西方经济学(在本文的理解是“研究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学科”)或者政治经济学(理解为“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出更多、更精彩的研究。

      一、关于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

     



      图1: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增长
     


      图2:汇率改变外贸机制



      图3:价格与外生变量改变外贸机制



      图4:产能过剩的开放经济中的政策选择



      中国加入WTO后,对外依赖程度大幅度提高。从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来看,1999年对外依存度是33.3%,2007年达到最高,为67%。从中国净出口占GDP的比例来看,在2001年加入WTO时是1.7%。虽然今年上半年出口急剧下跌,净出口占GDP的比例还有4.7%。中国加入WTO后面临非常新的问题:以前中国更多的是自给自足,虽然我们改革开放30年,但前20年与国际经济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只是在加入WTO后,外部经济对中国经济影响非常大。特别是这一轮金融危机,是中国经济第一次真正直面国际经济危机。2009年上半年净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是-2.9%,是很多年以来第一次对经济增长率产生了负的影响。这说明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全球经济,国际经济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崭新的课题,我试着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对外开放的中国经济的基本运行机制是什么,以及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对外贸易中的深层次问题是什么。

      中国经济在2002-2007年持续快速增长,这与加入WTO以及国际经济增长有密切的关系。中国经济中有着巨大的潜在生产能力、经济的潜在优势非常大,尤其是劳动力优势。中国加入WTO,使得国际市场的潜在前景和中国的潜在生产力可以现实地结合在一起,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也因此被称为“世界工厂”。潜在的生产能力加上现实的国际市场,大幅度地增加了我们的出口,导致了巨额的贸易顺差。随着贸易顺差的增加,相对应的是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外汇储备的增加带动了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增加,从而带动投资增加,投资增加也增加了生产能力,进一步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参见图1)。这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只要国际市场需求源源不断,中国经济就能持续高增长,外贸顺差就会不断增长,外汇储备将不断创纪录。显然,这样的过程是不能持续的。

      (图中虚线表示潜在的、可能的,粗红线表示引入外生变量,黑实线表示内生变量之间关系,箭头表示作用方向,变量之间的加“+”号表示前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同向变化关系,“-”号表示变量之间的反向变化关系,下文中符号含义同)

      这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对外开放部分的最基本的经济机制。然而,中国经济对外贸易的现实并非如此简单,并且可以肯定地说,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融入程度不断加深,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非经济因素,越来越深入地介入到中国的开放经济运行中来。如果我们引入汇率,那么就出现了一定可能的调节机制。这是因为,汇率上升会影响出口企业利润,进而影响出口量、外贸顺差和企业投资。汇率作为不同货币之间的交换价格,在国际贸易中起着市场调节的作用。如果人为破坏这种调节机制,将破坏国际贸易的内在稳定,不论这种人为破坏是朝哪一个方向,后果都不利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的稳定(参见图2)。

      如果再引入价格机制,国际贸易的机制将变得更加复杂。在图3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际需求增加会导致下游产品价格的上涨和外贸企业的利润增加。这是直接的后果。但是,如果从经济运行的过程来看,利润的增加将增加企业的出口,并进而增加贸易顺差、外汇储备、货币供应、企业投资和生产能力。出口企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将增加对于原材料的需求并推动上游产品价格的上涨,同时增加下游产品的供给并推动价格相应下降。因此,国际需求增加以后,经过一个经济过程的间接的后果是,投资增加,产能提高,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和下游国际需求产品价格下跌,最终产生一个抑制出口和贸易顺差后果。如果国际需求减少,将直接导致下游价格下跌和出口企业利润的下降,但是从理论上来讲会通过投资和产能的下降,导致上游价格下跌和下游价格上涨,从而实现经济的稳定。由于短期和中期的经济作用机制的不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会有一个奇妙的效果:它不会让市场朝着某一个方向无限制地自我膨胀和循环下去。如果我们引入价格机制,在国际贸易中有自我稳定和自我调节的作用,市场稳定机制在国际贸易中会自我发生作用。

      前述的国际贸易中的稳定机制有一个重要前提,即投资和供给的变化会导致上游、下游产品价格的相应变化:当投资、供给增加,则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下游制成品价格下跌;当投资、供给减少,则上游价格下跌,下游价格上涨。但是,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这一前提不再成立,第二种情况不再发生。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如果国际需求增加,直接导致下游价格上涨,但接下来的传导结果是投资和产能的增加,从而加剧上游原材料的短缺和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同时,下游制成品供过于求的状况进一步恶化,产品价格下跌。这就是2008年上半年所发生的情况,显然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经济规律会使得这个过程终止。在这样的情况下,简单化的反通货膨胀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有害的。如果国际需求减少,直接导致下游价格下跌,而整个经济的传导过程的结果是投资减少。但是在产能过剩的状况下,只要产能仍然高于需求,投资和产能的减少并不会必然导致上游原材料价格的大幅度持续下跌(特殊情况下甚至可能反而上涨),下游价格也不会上涨(甚至可能下跌)。这是当前发生的情况,因此我们不可寄希望于在出口大幅度下降的同时会出现出口产品价格的回升。

      但是,非经济因素会影响国际需求。如果我们引入一些外生变量,比如说有人借钱了不还并引发金融危机、政府的反倾销调查、贸易保护主义等等,这些因素将意味着人为地改变经济变量之间的自然关系,整个经济的稳定机制会遭到破坏。美国的刺激经济政策包括要求买美国货,这不是市场经济程度化最高的经济体应该采取的措施,但美国却要求中国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做事。这充分说明了,在国际贸易中实际上是国家的利益最重要。所以,虽然经济规律发生作用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但是由于政治考虑等一些非经济因素等外生变量的作用,通过改变经济环境和经济条件,进而改变发挥作用的经济规律及其后果。很显然,这些非经济因素的引入,是不可能按照资源配置的纯粹经济学的原理可以分析和研究的。

      下面我们分析在产能过剩的前提下,当价格机制遭遇外来政策干预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当国际需求下降时,整个内在调节的关键机制依然是价格,但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价格机制将不能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如果国际需求下降,供给对价格的直接影响结果会导致出口企业的利润下降,并启动整个循环过程。整个过程对于经济增长和企业经营状况都是十分不利的。从中国政府来看,要抵消国际需求的下降,支持出口企业维持其生产经营活动必需的利润(或者可承受的损失)水平,会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出口退税。出口退税直接的效果会增加企业的利润。但是,如果我们从外贸机制的循环过程看,情况会不一样。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产品的需求方根本不怕得不到产品供给。只要他们认定供应方只需要微薄的利润,甚至承担一定损失也要继续经营,他们就会压低价格。出口退税虽然在短期内能够见效,但从整个经济的完整过程来看,效果是非常有限的,甚至是无效的,这是买卖双方的博弈过程。从理论分析来讲,整个经济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可能不需要等到经济过程结束,需求方可以在几分钟之内知道出口企业获得政府的出口退税,就有可能提出降价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出口退税的短期效果也没有,退税只是提高了国外进口商的议价能力和降价要求,退税事实上退给了外国消费者,自己反而被落下政府干预贸易的口实。另一种情况是,政府提高出口退税率,出口企业有更多的利润进行投资,这会导致上游产品的需求增加,上游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上游产品的价格上涨必然会导致出口企业利润下降,同时增加下游产品的供给,引发下游产品价格的进一步下跌(参见图4)。因为我们的出口企业都是加工型企业,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会受到来自上游和下游的双重夹击,结果依然是出口退税政策失效。

      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下游市场博弈是买方起主导作用,上游正好相反,是卖方起主导作用。从出口数量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样,出口的数量小于或者等于生产能力和国际需求中的最小值。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虽然生产能力增加,供给能力增加,但是国际需求没有增加,不管增加多少国内产能都不会增加出口。所以这个政策对出口增长没有很大的帮助。

      此外,在国际需求下降的情况下,本国政府还可以采取货币政策和投资政策。货币政策导致投资增加和产能增加,从开放经济的角度来看,和出口退税政策的效果一样,造成上游价格上涨和下游价格下跌以及出口企业利润下降,货币政策对外贸是无效的。从投资政策来看,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投资的投向是增加生产能力,这就会恶化供求状况,这样的政策不但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而且是有害的;另一种情况是为了抵消国际需求的下降,或者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政府进行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了国内需求,但不直接造成产能的增加。这后一种政策的效果会相对好一些。

      很多人批评中国政府的4万亿经济刺激措施,其中大部分的投资方向是基础设施,不能较快地收到经济效益。但是,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与其加剧产能过剩还不如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环境和老百姓的生活条件。虽然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见效很慢,但这种投资要比增加产能的投资要好。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政策的选择会非常微妙。如果是一个扩张性的政策,对刺激经济的出口的效果是有限的。如果考虑到进口因素,扩张性政策还会增加进口,因此从整个国际贸易角度来看,扩张性的政策会使得贸易顺差恶化,因此这不是一个能够有效地增加贸易顺差的手段(顺差很大是否是好事,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应对金融危机的必然选择是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从中长期来看,可以通过“创造性破坏”来实现,所谓“创造性破坏”就是通过技术或者其他重大创新,创造新的需求和供给,实现在特定产品和服务上的正常市场供需甚至供不应求。这也是我们总是说的要通过产业升级和产业优化来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从短期看,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扩大内需,只有扩大内需才能够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我们由此把话题转入国内经济。

      二、关于房地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图5:房地产业的内在机制



      图6:外生变量改变房地产运行机制



      图7:土地供给是关键


      我们把话题转到国内需求和国内经济。在我国启动内需的政策中可以看到有十大行业振兴规划,但是其中没有房地产,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从纯粹经济学角度来看,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很大。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来看,经济增长会增加房地产的需求,房地产需求的增长会提高房地产业的利润并推动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投资又会进一步拉动经济的增长。这也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但是,房地产市场在各国都有内在的约束机制,这个机制就是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会抑制房地产的需求,这是一个负反馈循环过程(参见图5)也是房地产市场在正常状态下的运行情况。在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房地产是拉动内需最有效的产业,但在振兴规划中没有房地产,因此我们相信,其中一定有超出前述经济分析的因素在起作用。

      我个人认为,房地产利益外化导致了房地产无法按经济内在机制运行(参见图6)。所谓的房地产利益外化是指房地产业的利益分给了非房地产的主体,就是我们在图中所说的关联利益。从房地产的价格变量出发可以引出关联利益和社会满意度,这不是房地产纯经济层面的问题,这两个变量影响了房地产业的运行机制,并且解释了中国政府为什么没有把房地产作为刺激经济的产业振兴规划的内容。从图中可以看出,房地产价格越高,关联利益越大,这不是房地产经济的内在利益,而是和狭义的房地产业没有直接关系的人的利益。房地产价格越高,关联利益越大,一方面会刺激高端房地产的需求,有钱的人会使房地产价格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房地产的关联利益越大,获益人越是有动力推动房地产的投资和房地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这又是一个房地产业的正循环过程。因为房地产的关联利益是非房地产业内,但是与房地产运作有关的人的利益,因此这是一个外生变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关联利益本来是外在的利益,是从房地产业剥离出来的利益,然而,一旦他们成为利益当事方,这种关联利益就会内生化,成为推动房地产发展和房地产价格的一种内在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的市场是不稳定的。

      但是,房地产业里面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社会满意度,可以成为房地产业的一种稳定因素。房地产的关联利益越大,社会满意度越低;房地产价格越高,社会满意度也越低。在房地产利益外化的情况下,房地产业的稳定机制只能是来自房地产业外的社会力量。

      中央政府代表了这种社会的要求。利益外化的结果是加剧了房地产业的自我膨胀,但引起社会的不满,才会有抑制房地产投资和房价上涨的政策取向。我们不排除比较多的地方政府官员在房地产业有个人利益。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从房地产上获得利益并非仅限于此,冠冕堂皇的说法是土地出让金增加地方政府收入,事实上同时也增加了地方政府官员可以掌握的资源,当然也会相应地增加利用这些资源时可能获得的外化利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央政府不愿意在刺激房地产和房地产价格方面松口,但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们总是利用各种机会推动本地的房地产业和住房价格。中国很多的大富豪都出自于房地产行业,然而,这么多的国有房地产公司,他们在拿地、审批各个方面占有很大优势,但是他们的利润很少,因为他们的利润被分散了,变成关联利益外化了。

      房地产利益外化的受益者大多是在房地产业运作过程中的当权者和操作者,社会不满并不妨碍房地产利益外化的受益者在其操作过程中推高房价。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关键就在于土地供应政策。我认为,在住房建设上过紧的土地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不管说什么,房子还是要建的,该占的土地还是要占的,并且,城镇化是必然的,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城镇化必然占用土地。房地产的利益关联方利用了18亿亩耕地的大政策,人为强化了土地供给的稀缺性和垄断性,利用边际供给决定价格的原理,不断推高土地的价格和住房价格(参见图7)。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借口而已,并没有节约多少土地,而其后果是对房地产业正常运行的破坏和对社会公平的极大损害。我们假定每年的土地需求是100个单位,如果每年土地供给是100个单位,这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如果第一年土地少供给5个单位,只要一年(我说的是一年,而不是每年)有5个单位的缺口,就会导致每年(我说的是每年而不是一年)的土地供给无法满足需求,每年都会出现5个单位的供不应求,每年都是土地的稀缺和紧张,每年都有地价上涨的压力。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房地产的供地政策。我们可以设想另一种情况,如果第一年增加5个单位的土地供应,那么每年都会出现5个单位的供过于求,每年都存在着抑制地价和房价上涨的力量。两种情况比较一下,我们就知道只需要增加10个单位的土地供应,整个土地市场的供求关系大大改观,从紧张的供不应求变成宽松的供过于求,这样既没有多少土地浪费,又解决了紧缺问题。

      作为外生变量的关联利益和社会满意度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房地产业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轨迹。这个现象,我认为不是经济学研究的课题,经济学研究不了这个课题。用马克思的经济学观点来说,我们要在生产、流通、销售和分配等各个环节研究生产关系,这就是用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房地产现象。只有这样才可以知道房地产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来源:中国证券报  作者:林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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